花木
元宇宙创造了技术主导的时空格局，引起广泛关注，或者不可否认的是，三年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元宇宙的快速发展。在后疫情时代，或许我们对技术创新寄托了许多美好的想象，但我们往往忽略了疫情本身带来的社会变革可能远比技术更深刻、更复杂。
元宇宙可能大概率不止是一种技术实现，但在今天，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元宇宙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概念。今天，当我们思考元宇宙的未来愿景，担心新的元宇宙的伦理/道德风险时，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后流行时代“元社会”的到来。
元社会的时空：时空折叠
时空折叠是空间被强引力扭曲的现象。也许疫情就是这种强大的引力，加速了时空的折叠。正如许多以时空折叠为隐喻的文学作品所揭示的那样，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依赖于时间和空间，这是物理意义和社会意义的重叠。以空间来设定映射阶级断裂的世界观，固然是社会阶级差距的具象寓言，但在后流行时代，社会时空的边界可能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时空”是社会学家吉登斯理论的核心线索。吉登斯强调，时间和空间是社会的基本属性，一切社会交往都嵌入在时间和空间之中。资本主义和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时间和空间之间边界的弥合，空间的空间化和时间的空间化，这正把我们的社会分成多个平行的时间空间。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秩序中，社会群体内部的差异并不少见。但问题是，在数字社会和疫情的叠加影响下，空间隔离带在时间维度上是平行的。在同一时间条件下，由于疫情发生的不同场所/空间存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互动，但又通过网络高度联系在一起，不同的社会群体逐渐分裂成许多“茧房”，向内吸收同质信息，向外传播同质观念，挤压异质观念的空间，最终形成观念的两极分化和对抗的加剧， 从而形成一种“时空折叠”，使现代“后发”社会中的人们同时面对由来已久的原有系统记忆和新的外部系统记忆，从而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产生概念分化，最终导致不同群体共享的集体记忆，但共享空间的记忆在时间上是有分割的。
与前疫情时代数字互联带来的时空折叠不同，疫情作为突发因素的到来，进一步将时空折叠从虚拟空间扩展到物理空间，物理空间可以计时。在同一个空间类型中，也许因为疫情或者其他社会属性，社会事实和社会互动完全不同，这种互动形式和事实建构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和普适性。同时，时间也因此被空间化。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中，不同的社会情境和事实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以群体的形式存在。可能是同时由于空间不同，产生的社会行为明显孤立。在这样的情况下，时空的折叠对现实生活影响很大，社会时空在行为事实的基础上逐渐重叠。
元社会的连通性：部落主义
像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人类是部落动物。我们需要属于集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喜欢加入俱乐部，组建团队。一旦人们与一个群体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身份就会与该群体联系在一起。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群体认同认知，为自己的群体达成目标或谋取利益，对抗和惩罚外来者，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造成人员伤亡和杀戮。
社会学家马飞索利预言，当文化和现代主义的制度衰落时，社会将接受怀旧，并在过去寻找组织原则。因此，后现代时期是新部落主义时期。新部落主义，或者说现代部落主义，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假设当代人类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部落社会而不是大规模社会，因此人类的社会网络会形成一个独特的“部落”。
更恰当的比喻可能是“分裂”事件，比如宗教派别的历史性分裂，比如逊尼派从什叶派分离，或者新教从天主教分离。今天的“部落主义”似乎与“宗派主义”有着本质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当我们试图理解近年来兴起的极端主义时。焦点不再是“部落”之间的宗教和科学基础差异，而是“政治认同”。对方不仅是错的，而且是恶的。我们这边不够纯洁的人就是“叛教者”。宗派主义一般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个要素是“非自己种族”，即认为对手与自己有本质区别或不同的倾向。第二个要素是“厌恶”，即对对方产生强烈的厌恶感和不信任感。第三个要素是“道德化”，也就是说，认为自己的对手是奸夫、邪恶甚至罪犯。
在过去的三年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互联网上不时充斥着各种未经证实的消息，影响着人们的看法。复杂的国际局势也导致不同立场之间的争论加剧。这种尖锐和两极分化已经超出了我们过去对差异的容忍度，逐渐演变成一种对一种观念的坚持或者对另一种观念的对抗。究其原因，不仅仅是人们只信任或只认同自己的一方，而是人们鄙视另一方，认为另一方“非种族”，更不道德，这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生存威胁。
在后疫情时代的今天，这种宗派主义或部落主义的基础可能已经远远不是宗教或部落认同本身，而可能是一种“知识观念”，一种“科学观点”，一种“叙事话语”，已经超出了严谨的科学精神所能证伪或证实的范围，以及启蒙时代以来逐渐确立的理性沟通的讨论范式，而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立场选择和零和博弈。经过一场没有退出机制的竞争，过去建立的社会生成机制逐渐瓦解，群体只会根据自己的立场采取行动，逐渐进入一个元社会阶段。
元社会的独立性：个性的崛起
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得文化面貌也面临剧变，每个个体都面临着身份认同和自我实现的危机。德国社会学家安德烈亚斯雷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的新书《个殊性社会》(Society of Singularity)以近年来独狼恐怖袭击比例的急剧上升为切入点，分析和讨论了现代社会结构中每个个体的处境。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奎兹发现了主导后现代(后唯物主义)社会的独特性，并首先从社会逻辑切入，指出文化资本主义、数字技术的兴起和新中产阶级完全不同的审美观导致了不同于个人主义的独特性。个人主义仍然强调彼此享有平等的权利，采取相同的行为准则，而个体主义是指每个个体独特的独创性，被视为独特的文化资本，不同个体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
055-79000(奇点学会)书籍封面
与“晚期现代性”及其无处不在的社会“个体逻辑”相反，前几次现代性的特征是“普遍逻辑”。逻辑一般需要社会实践和制度在技术、认知和规范上的合理化。它强调和复制了标准化、形式化和普遍化的观察、评价和生产，以及挪用客体、主体、空间、时间和集体的方式。“资产阶级现代性”(约18世纪至20世纪初)和“工业现代性”(约1920年至1970年)从根本上遵循了“普遍的社会逻辑，即促进标准化、形式化和规范化”。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逻辑越来越多地塑造着经济、工作、生活方式和政治倾向，因此我们正在“目睹现代性后期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包括一般逻辑让位于个人逻辑”。
而个人干预政治领域的直接后果就是去中心化的集体行为运动模式。单一逻辑体现在政治结构上，首先是通过一种“专有的、有区别的自由主义”。在这种自由主义中，民主体制中的传统政治精英们显得左右为难，以为墨水落在中间大家都会开心，但实际上两边都不是人，谁也不开心。
疫情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独特性的存在。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隔离，疫情时代无异于让个体成为一种竞争性的注意力资源，尤其是随着数字时代物理交流的缺乏和“邻里”的消失，个体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变得尤为突出。但看似疏离的个体，在部落主义中却以一种极端的、机械的方式整合或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机械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平台上看似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却在激烈的观点交锋和冲突中，强化了各自不同的共性，彼此之间再也无法理解和接受。
在后流行时代，或许我们已经步入了一条元宇宙社会的加速之路，这种加速已经远远超越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体验创新。更重要的是，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制度配套滞后，可能会使我们的现实生活进一步部落化、个体化，使我们失去现实社会交往带来的有机融合的可能。这种社会有机属性的丧失会导致社会的进一步撕裂和极化，这就需要我们有非凡的想象力来弥合独立的、机械联系的多元宇宙。一旦我们错过了时间和空间桥梁的完整性、连贯性和有机性的窗口，社会元宇宙论就会以更大的风险出现。所以，我们需要用审慎的、同理心的、动态的、系统的眼光和行动去连接部落之间、个人之间、部落与个人之间的鸿沟。相比技术，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一种新形式的元宇宙社会的到来。
参考资料：
陈。“切座”概念3354当代中国互联网空间的群内划分[J].社会科学文摘，2022(9):94-96
奥斯汀的哈灵顿。书评：安德烈亚斯雷克维茨，奇点协会。(2021): 866-868.
安德烈亚斯雷克维茨。奇点协会。政体. 2020
伊莱芬克尔，辛西娅王。美国的政治分歧超越了两极分化和部落主义。凯洛格洞察。2020
